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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经典的印刷纸张问题研究




◎ 孙宝林 雷心瑶 李英

  摘要:纸张是印刷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纸书的品质及寿命。本研究利用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田野调查、访谈法等方法,对古籍善本和当代经典传承保护的重要意义、印纸工艺、指标现状、保存情况、传播现状及面临的新情况等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矛盾,总结问题。本文为兼具消费品和传世物双重属性的书籍构建“保质期”的概念,并从纸张耐久性即纸张理论寿命的角度,探索出切实可性的预防性解决方案,提出完善相关出版印刷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传世经典 印纸 耐久性 分众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4


  对于书籍的研究,学者多偏重于学术,关注内容,往往忽略了书籍的文物性;读者在关注内容之外,多聚焦书籍的设计、形态和美感。实际上,传统书籍的载体即纸的保护和传承问题更值得关注,尤其是在电子书已经无法忽视的当代。无论是对于古籍善本,还是对于当代传世经典,纸张皆是重要载体,都不应当置身学术研究的边缘状态。随着电子书籍的应用日益普遍,电子书会不会取代纸书成为热议话题。就阅读体验来说,纸质书与电子书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各有优劣,互为补充。但除阅读性之外,还有一些与传承保护相关的特点也值得比较。


  “纸寿千年”,这是传统的共识。在刻意保护的情况下,在选用优质纸张的情况下,纸书的寿命还会大于1000年。作为一种新兴事物,电子书的流传则存在更多的不可预见性,尚无经验可以借鉴。甚至还无法预测100年后,诸如PDF、CAJ等格式的文件会不会没有设备能打开,如同20世纪末流行的以磁带为载体的音乐,仅流行了数十年,就已经淘汰。就传世而言,尽管纸书也有可能因为遭遇水火灾害而失传的风险,但总的来说有预防经验,并有历史可资借鉴。而电子书却有因为设备损毁、软件破坏、失去电力而导致无影无踪的可能。电子书的传承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未来的安危还很难预计。此外,印纸本身就有着文物特征,承载着电子书没有的技术信息和文化信息。经典作为时代标识物,对于后世有着“历史感”,承载着除内容以外的“意义”。后世研究者却很难从电子书中追踪传世经典的工艺和匠心,以及在历史变迁中数代人的保管态度与注释解读。仅靠数字出版物目前无法全部扛起这些时代使命与担当。因此,纸书传世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一、古代传世经典印纸举要


古纸的分类始终众说纷纭,难以形成标准。有的按照年代分,分为唐纸、宋纸、元纸、明纸、清纸等;有的按照用途分,分为写经纸、印书纸、书画纸、对联纸等;按纸的形态的不同,可分为硬黄纸、罗纹纸、棉纸、蚕茧纸、玉版宣等。约定俗成地,中国印刷用古纸多按照植物纤维原料进行区别和分类,基本分为:草纸、皮纸、竹纸、麻纸。尽管深究起来,与现代植物学的分类有些冲突,例如按照恩格勒系统的分类,红麻为锦葵科,黄麻为椴树科。但从它们成纸后的状态及质地上来说,这种分类方法还是比较科学的,本文便采用这种分类法。古纸鉴定和分类,现代通常采用目鉴法和显微镜法。目鉴法多用于版本学和古纸古籍流通领域,一般凭经验,根据纸张的形态面貌作出判断,进行简单的分类。科学实验的分类方法还是依赖显微镜。自从16世纪欧洲发明了光学显微镜以来,纸学界就利用光学显微镜观察纤维,分析研究造纸的原料。但实际上也并不简单明了。举例来说,由于韧皮纤维如楮(构)皮、桑皮、青檀皮,外观形态大致上差不多,在100~200倍显微镜下观察,这三种植物都是细长形的纤维,彼此相近,容易混淆。20世纪,电子显微镜的问世,提升了纤维镜纸纤维检测的能力。电子显微镜能够将微观层细部放大到5000倍甚至万倍以上,借助宣纸的原料青檀皮纤维才能清晰看见其独特的“皱纹”结构,才能与其他的皮料区别开来。


1.唐代印纸


印刷术发明于唐代,因此,麻纸是应用于印刷领域最早的纸。唐代印纸的存世,是“纸寿千年”最好的诠释。不过,留传下来的唐代印刷品十分稀有。就早期的出土古纸而言,地理环境起着很关键的作用。中国南方由于湿度与温度等原因,自然状态下,纸张的寿命相对北方要短。所以,从考古来看,早期古纸的标本大多出自北方。最为著名的便是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可以说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古纸标本宝库。它保存了北朝至北宋期间的数万件古代写本和印刷品。由于它们在石窟中封闭近千年,避免了日光、空气、水分、细菌和蛀虫的侵蚀及破坏,因而十分完好,是研究中国古代造纸技术的极好标本。从这些目前现存的唐代印刷用纸来看,唐代印本仍然以麻纸为主,兼有皮纸。为了研究传世经典印本古纸,我们将唐印本定义为最早的印本纸,不过本研究没有对唐印纸进行取样分析,一是因为其稀少珍贵,取样不易;二是因为唐代印纸承前启后,可以说并没有形成印纸的特殊门类,单独作为印刷用纸的研究意义不大。


2.宋元印纸

宋代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发达,对印刷用纸的需求大增,对造麻纸的原料的需求也就相应与日俱增,从而导致以麻为主的造纸原料供应不足,间接地造就了皮纸的快速发展。因而宋元时期的印纸主要以皮纸为主。由于中国竹资源的丰富,竹纸也顺势登上印刷出版的舞台,竹纸是以整个竹茎秆为原料。由麻纸发展到皮纸是个技术进步,而由木本植物韧皮纤维造纸发展到用整个植物茎杆造纸是技术性的飞跃。不过宋代的竹纸品质并不高,所以宋代官府明文规定官文用纸不使用竹纸。因此,在宋元时期,官方印书用纸或者高档书籍印刷多用麻纸,皮纸在雕版印刷领域广泛应用,南方少数地区开始采用竹纸印书。以下三例能够令今人管窥宋代印纸情况。(1)宋哲宗元祐初年(1086年),大臣陈师道上书云:“臣伏见国子监所卖书,向用越纸而价小,今用襄纸而价高,纸既不迨而价增于旧,甚非圣朝章明古训以教后学之意。臣愚欲乞计工纸之费以为之价,务广其传,不以求利,亦圣教之一助。”[1]这里说明一个事实:越州(广东地区)产的竹纸价格低廉,而襄州(湖北地区)皮纸价格高昂。


(2)宋乾道九年(1173年)高邮军学刻本《淮海文集》卷末版权页有详细记述:“高邮军学《淮海文集》,计四百四十九板,并副叶裱背共用纸五百张:三省纸每张二十文,计一十贯文省;新管纸每张一十文,计五贯文省;竹下纸每张五文,计二贯五百文省。工墨每版一文,计五百文省。青纸裱背作一十册,每册七十文,计七百文省;官收工料钱五百文省。”这段文字说明,《淮海文集》按照印刷用纸品种不同,分为高、中、低三种印本:一用三省纸,即宋代最高档的公文纸印本,这种纸价格不菲,每大张 20 文省;二用新管纸,即新接收的公文纸,每大张 10 文省;三用竹下纸,即比较低廉的印书用竹纸,每张 5文省。各用 500 张,分别用于特精本、精装本和平装本之印书纸,前两种书主要用于送礼或供藏家收藏等特殊用途,用竹纸印的平装本则一般印刷和销量较大。说明宋代已有“分众出版”,用不同等级的纸张印刷同一版本之书。(3)南宋大家朱熹在淳熙九年(1181年)上奏弹劾唐仲友,其第六状中称:“唐仲友开雕《荀》《扬》《韩》《王》四子印板,共印见成装了六百六部,节次径纳书院,每部一十五册。除数内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后节次送与见任寄居官员,及七部见在书院,三部安顿书表司房,并一十三部系本州史教授、范知录、石司户、朱司法,经州纳纸,兑换去外,其余三百七十五部,内三十部系黄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系黄坛纸印到。唐仲友逐旋尽行发归婺州住宅。”[2]朱熹指责唐仲友用公款公物刻书,并私给自家书铺售卖的不法行为。朱熹还指出其中30部为黄表纸印刷,据李致忠先生解释,这大概是用裱起来的纸张印制的,以示珍重,以送给高贵的要员。345部为黄坛纸印刷,这黄坛纸有可能是“黄檀纸”。辽宁省图书馆正好收藏有唐仲友台州公使库刻本《扬子法言》,观察其用纸正是皮纸,色白细腻,应当正是“黄檀纸”(见图1)。



  自1277年开始对《普宁藏》进行雕版印刷,1290年完成印刷。全藏计1594部,6327卷,587函。现在山西太原、江苏苏州、云南昆明等地均收有全藏。因此,从历史悠久与流传完整两个方面来说,《普宁藏》都可谓是元代传世经典的代表。通过目鉴法及显微镜法观察,都可以看出《普宁藏》采用的是麻纸(见图2)。麻纸在微观显示下杂质少,维束多呈松散的麻束状,纤维形态普遍细长,麻纤维长,坚韧,呈淡褐色,不洇水,似经压光、涂蜡(见图3)。



  宋代及元代造纸业均保持着驱虫防蠹处理的传统。在广泛使用黄檗染纸避蠹法的同时,宋元时期还用蜀椒果实的水浸液即椒水处理纸,以此来提高纸张的保存寿命。如南宋时期出现了“以椒染纸”防蠹法生产的“椒纸”,染纸所用的花椒溶液中含有能杀虫的香茅醛、水芹菇等成分,纸张浸染之后也就具备驱虫杀虫效果。


3.明代印纸

明代是中国手工造纸技术的鼎盛时期,生产纸张品类繁多、琳琅满目。明前期,竹纸风靡印刷出版业。明代中期,印书用纸发生巨大变化,以白棉纸(皮纸)印刷古书成为独特的时代现象。不过,福建建阳刻本始终独树一帜,继续保持一贯刊印风格,仍选用当地盛产的竹料印纸。尽管明代竹纸的品类和质量都有大幅改善,成为最主要的印刷用纸,但仍然不能改变其主要是低等级书籍印刷用纸的属性。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有一段关于古书价格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明代人对古书评判的标准与纸张质量密切相关,他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锦,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箧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胡应麟身处明代中晚期,他对于福建竹纸存在时代的偏见是客观的。这段文字证实明代文人对于书籍的用纸颇为重视,可谓是以纸张作为等级标准。成书于1593年的《宛署杂记》中记载:“遇重修大明会典,用中夹纸二千五百张,价三十七两五钱;大呈文纸四千张,价十六两;连七纸一万一千六百张,价九两二钱八分。”[3]这里说明,明末官方重修《大明会典》同时选用了三种档次的纸张,列出三档售价发行。《永乐南藏》是由明成祖敕令雕印。正藏始刻于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完成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永乐南藏》存世有明代早期竹纸印本和明中期白纸印本(见图4、图5)。



4.清代印纸

清代竹纸成为印刷主要用纸。清代的竹制工艺趋于完善,竹纸自身已经细分出高、中、低各档次。优质竹纸已作为宫廷初印本的高档印书纸使用。众多因素影响纸张成本价格的波动,如纸张质量、社会经济因素等,但印书价格的重要评定标准之一仍是纸张成本(见图6、图7)。



雍正六年(1728年)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的初印本就选用了两种纸印刷,一种是洁白如玉的开化纸版本,特质是皮纸,另一种是色泽稍黄的太史连纸版本,或者是近似太史连纸的毛边纸(见图8、图9)。开化纸属于皮纸,而太史连纸则属于竹纸。也就是说,清代武英殿官方印书,也同时选用了两个档次的纸张,定向发行。



  纸张保护方面,由于竹纸相对于麻纸和皮纸更易生虫,清代广东佛山一带在对竹纸刊本的保护中,出现用“万年红”纸张作为刊本的首页和尾页的做法。“万年红”是将红丹涂布在纸张表面,使纸张呈桔红而得名。这种纸含有的四氧化三铅能有效杀虫从而起到保护刊本的作用。这种利用“万年红”纸张驱虫的做法到清代时得到广泛应用。


二、当代传世经典印纸举要


机械化造纸由西方引入,因此,其分类或者定名具有时代特征。有的以特定的用途来定名,如邮票纸、地图纸。在商业市场上,有的沿用产地名,如富士纸、美浓纸。有的以生产企业名称定名,如道林纸、刚古纸,等等。按照行业习惯,一般分为涂布印刷纸和非涂布印刷纸两大类。但当下,出版领域使用最多的印刷用纸主要有三类:新闻纸、铜版纸、胶版纸。(1)新闻纸又称白报纸,是报刊及书籍的主要用纸。适用于报纸、期刊、课本、连环画等正文用纸。新闻纸有纸质松轻、有较好的弹性和吸墨性的特点,适用于高速轮转机印刷。(2)铜版纸又名涂料纸,是在原纸上涂布一层由碳酸钙或白陶土等与粘合剂配成的白色涂料,烘干后压光制成的高级印刷用纸。铜版纸细腻洁白,平滑度和光泽度高。(3)胶版纸旧称“道林纸”,是供胶印机使用的书刊用纸。早期的胶版印刷纸全部采用化学浆抄造,纸张耐久性即寿命很低。20世纪末以来,随着化学制剂的改进,其耐久性得到提升。“传世经典印刷纸张问题研究”课题组通过文献查阅及实地走访调研,选择了三大经典进行纸张的对比研究:一是有着独特的历史价值的代表——“毛泽东大字本”;二是有独特文化传承的古籍善本——“中华再造善本”;三是当代文学经典代表读本——《平凡的世界》。


1.“大字本”印纸

“大字本”指1972年初到1976年9月,为方便晚年毛泽东阅读,特别印制的大字本线装书。据统计,大字线装书共印了129种,根据毛主席本人的需求,多数为中国经典传世古籍(见图10、图11)。“大字本”的特点有三个:一是字号大;二是竖排线装;三是手工竹纸。“大字本”的印刷调用了多地生产的优质手工竹纸,福建宁化、长汀县玉扣纸便是其中的代表。据《宁化玉扣纸制作工艺图文资料汇编》中记载:“宁化玉扣纸印刷毛主席著作和重要文章供中央领导通知阅读。不久前国家出版局赠送我(公)社两本用治平(宁化县当时的公社名)玉扣纸印刷的毛主席诗词。”




“大字本”的印刷用纸有三个突出优点:一是质量轻,对于手不释卷的晚年毛泽东毫不费力;二是色微黄,有较好的阅读性,有利于视力保护的要求;三是有竹香,这在当年刚成书的时候特别明显。


2.“中华再造善本”印纸

2002年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利用当代出版印刷技术,对珍贵孤罕的古籍善本进行仿真复制(见图12、图13)。据华宝斋副总经理张金鸿介绍:中华再造善本封面采用华宝斋研发的仿乾隆蜡纸(库磁青),印刷纸张为华宝斋专用纸“玉版宣纸”,该纸色白、质细而厚、吸水性较好。但其为近代复原纸,受时代及技术所限,纸张的耐久性及耐用性还有待考验。


3.《平凡的世界》印纸

《平凡的世界》是著名作家路遥先生创作的一部长篇城乡主题小说,曾获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传世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其问世以来多次再版和印刷。本研究选择2012年3月第2版,2016年11月第58次印刷版本为研究对象(见图14)。其纸张为机制纸。内页为70 g/m2胶版纸。这种胶版纸原料为混合浆,包括针叶木浆和阔叶木浆,既有化学浆,也有机械浆。纸张表面还进行了微涂布,适用于高速印刷机黑白单色印刷,深受出版社和印刷厂青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纯质纸、胶版纸还是轻型纸,这类纸在各种测试和公开的数据中,都没有耐久性的相关数据。尽管它的吸墨性能和固色性能都不错,但其原料及加工工艺决定了它的耐久性能并不是很高。因此,这样的版本依然适合用于阅读和学习,并不适合图书馆馆藏,或者收藏家代代相传。也就是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样的经典可能没有文物价值。


三、传世经典印刷用纸的寿命


印纸的寿命包括理论寿命和实际使用寿命,是指在很长的时间内,纸张能保持一定的原有重要物理、化学性能,特别是耐折度、撕裂度、白度、PH值等的能力。本课题侧重关注印纸的理论寿命也就是耐久性,是印纸可能保存的最长时间。印本从产生的那一刻起,便走向老化,印本在保存和阅读的过程中,其在外观、结构和性质诸方面也会逐渐发生不可逆的变化。所以,对印本纸张耐久性的探讨对延缓传世经典老化、延长传世经典的寿命、“传遗后世子孙”有着重要意义。


1.影响纸张寿命的因素

影响印纸寿命的因素有很多,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环境条件(外因)和印本材料(内因)。环境条件包括温湿度、光、灰尘、有害生物、档案虫害等。印本材料包括纸张和印墨。而影响纸张寿命的因素主要有三个:造纸原料、纸张成分、造纸方法。(1)造纸原料。植物纤维是印刷用纸的主要原料,纤维的品种不同,除了纸张外貌不同之外,耐久性也完全不同。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古代传世经典的印刷用纸主要为皮纸、麻纸和竹纸。麻纸和皮纸同属韧皮纤维,富有韧性、木素和杂细胞含量少,是传世经典的优质原料。竹纸次之。当代的印刷用纸通常为木材纤维,包括松木、柏木、杨木、桦木等,其纸张耐久性较差。草纸纤维包括稻草、芦苇、玉米秆等,纤维素含量很低,而木素含量高、杂细胞含量高,而且纤维短小、交织力差,其纸张耐久性最差。(2)纸张成分。纸张成分包括纤维素、木质素、半纤维素、胶料、填料等等,这些成分含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纸张耐久性。纤维素是纸张的主要成分,常温下不溶于水,在一定条件下,可与水发生反应,与光氧发生化学反应。麻纸和皮纸纤维素含量很高,竹纸次之。现代优质纸张的纤维素含量则不尽相同,轻型纸的纤维素含量通常在90%以上,新闻纸一般纤维含量在70%左右。木质素一般不溶于水和有机溶剂,但其不稳定,容易发生各种反应等,报纸的纸张平均含20%~30%的木质素,故报纸老化速度快。(3)造纸方法。手工造纸工序多,周期长,流程中一般不施胶或少量施胶,成纸显中性或微碱性,耐久性高。而现代化学浆造纸会在纸张中残留一些药剂、金属离子等,对纸张耐久性产生不利影响。机械制浆难以去除木质素、半纤维素等杂质,成纸的耐久性低,容易发生氧化、水解、光解等反应。如机械制浆生产的新闻纸,其寿命一般只有 50 年。[6]


2.古籍善本印纸

通过前面的分析研究,我国现存的印本古籍用纸为手工纸,主要材质是皮类或竹类植物纤维。造成古代手工纸损坏的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对于古代印纸,由于其“出生”即品种和造纸工艺已成事实,所以当前传承保护的重点在于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火烧、水浸、虫蛀、撕裂等。古籍保存环境的温湿度、空气质量、光照条件以及装具的有无及质量、防虫霉条件,是影响古籍保存寿命的重要原因。中国国家图书馆于2006年主持制定了文化行业标准《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WH/T 24-2006),并于2013年升级为国家标准《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GB/T 30227-2013),这两个标准对于改善古代传世经典的外部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品类的古纸已经注定了其理论上的寿命。对于古纸来说,由于历经漫长的时光,其传承保护面临的最主要突出问题便是纸张的酸化问题。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于2001年对馆藏善本文献进行了全面检测,得出了相关研究成果(见表1)。


根据这份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的调查表显示,明清手工纸碱性状态为多数,而新善本文献则几乎一出生就已经是酸性的。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事实。课题组还根据平均PH值下降的速度,排列出不同种类的纸张酸化程度的顺序,酸度从低至高的排序是:古皮纸—古竹纸—化学纸—机械纸;明清时期文献酸度最低,民国时期文献酸度最高。文献酸度从低至高的排序是:明清时期文献—解放后文献—明代前文献—民国时期文献。[8]


3.当代经典印纸

当代经典印本大多采用普通机制木浆纸进行印刷。机制纸在制造过程中大多采用化学漂白和机械制浆加工等工艺,将部分手工纸的工序生产周期从数月缩短为几天或几小时。如改用化学漂白剂后只需几小时即可得到“白皮”,但化学漂白使纸张呈酸性,极易早衰,且机械强力打浆对纤维的损伤更大。多数加工不当的纤维从一开始就在分子结构上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同时,机制纸的纸浆纤维短而粗,且含有较多非纤维素,物理强度较低,制造过程中还不可避免地携入酸性物质。由于纸张的耐久性与酸度有密切关系,酸性物质将直接对纸张造成损害,而纸质出版物中含有的酸性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不会消耗,反而会越积越多,对纸本的危害也就越来越大。此外,纸张中的酸在加速文物老化、损毁的同时还会滋生虫蛀和霉斑。这样的书籍在纸质载体上寿命较短,常常只能维系几十年,谈不上传世,仅适合知识传播、大众阅读,无法成为传承文化的“传世”经典。


四、当代经典印刷用纸建议


为了实现让经典传得更久远,让更多的经典传承下去的目标,本课题组通过调研和实验,提出如下建议,期待造纸业、印刷业和出版业携手,探索出适合传世经典印刷物印刷的纸张工艺标准,促进相关出版印刷制度的完善。


1.老化实验,制定印纸耐久性标准

纸张的耐久性也就是纸张的理论寿命。纸业发达国家制浆造纸协会都有纸张干热加速老化测试要求。中国档案行业标准中也有《文件用纸耐久性测试法》,其中制定了纸张加速老化试验的规范和流程。纸张加速老化试验就是将纸样置于鼓风式电热恒温箱中,在100℃±2℃下干热加速老化处理24天,取出后测定其有关性能的变化,进而得出纸张耐久性能,也就是理论寿命的结论。通过实验数据,将纸张分为一般耐久纸和最耐久纸。一般耐久纸可保存200年以上,最耐久纸可保存500年以上。对于最耐久纸建议采用100%漂白针叶木浆或新棉花和亚麻浆,或者这些纤维的混合浆。当代的印刷用纸,也就是机制纸,本身在耐久性方面就有潜在问题。因此,相关标准的制定迫在眉睫。如20世纪50-60年代的印本,已有字迹褪变、模糊不清、纸张发黄老化现象出现,有的已经到了无法提供利用的程度。[9]通过制定印纸耐久性标准,引导生产企业重视纸张耐久性,强制印刷纸张生产企业在出厂前进行纸张老化试验,提供耐久性测试结论。并且在纸张生产过程中,注重酸碱值。当然,并不是碱性越强越好,纸中的强碱性也不利于提高纸张的使用寿命。


2.非遗传承,设置传世经典纸张名录


根据前文的分析,纸张酸度从低至高的排序是:古皮纸—古竹纸—化学纸—机械纸。显然,中国传统手工纸的自然耐久性优越于现代机械纸。因而,对于当代的传世经典,无论是影印古籍,还是新经典,只要是应当流传久远的,都应当选择手工纸为载体。因而,设置传世经典纸张名录十分必要。根据设置必要的门槛和标准,形成全国各地优质手工纸名录,既可以实现中华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传承和保护,又能为出版社印刷经典时挑选合适的印纸提供依据。对于适合现代高速印刷机的工业化纸张,应当倡导研发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和中国国产独特原辅料的新型的传世经典印刷用纸,并列入传世经典纸张名录。例如,政府主导资助企业研发中国本地的棉花纤维纸,或者亚麻浆混料纸,并融入预防性抗酸化工艺。需求决定创新,只要社会对于经典传世的寿命重视起来,图书馆提出采购标准和需求,出版社设定门槛,消费者有鉴别,造出物美价优的、适应现代化印刷的“最耐久纸”并不难。


3.分众出版,建立出版印纸分级制度

自宋代以来,印刷出版业就形成了同一部书用不同纸张印刷出版的好传统。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传统应当恢复。建议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细分读者群体,根据阅读需求制定印刷纸张分级制度。(1)在版权页标明印刷用纸品类。如果相关标准或者等级出台,则注明相应等级。(2)在版权页注明纸张的“保质期”。书籍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种商品或者说消费品,商品通常都有保质期,书籍同样不应该例外,消费者对于书籍的理论寿命应当拥有知情权。印纸应当在出厂前做纸张老化试验和其他检测,根据相关数据在出版物版权页标明保质期,保障消费者的权益。(3)按照纸张等级定价。由于不同纸张的成本不同,必然导致书籍的售价不同。因此,对于经典类的读物,例如《再造善本》《党章》《平凡的世界》等,应当区分不同用途,选用不同的印纸同时发行,并分别定价。


4.以防为主,提升印纸“保质期”

“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在古人对文献的保护中已有体现。自古中国人藏书常使用芸香草避蠹,护页上染有万年红、黄檗汁防蛀;利用干燥通风的环境下“曝书”等。古书保护的“防”指采取措施减缓、抑制文献载体的劣变;“治”是对已经劣变的文献载体进行修复处理。然而,一切修复行为都是被动的,只有做好预防工作,才能从根本上减轻文献损坏后的治理任务。预防工作不力,则会直接导致修复任务加剧,大量文献面临抢救性修复,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是古书保护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则。前文所述的宋、元、明、清,在有限的条件下,从印刷用纸的选料、加入药剂以及对种类选择几个方面实现对纸张保护的目的,体现出古人从前端控制加强对纸张印本保护的思想。而在造纸过程中加入天然植物或药物,使生产的纸张本身就具有驱虫避蠹功效的做法,对于当今纸质印本防虫害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启示意义。(作者单位:中国印刷博物馆)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世经典印刷纸张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9@ZH015)的阶段性成果。

[1]陈师道.论国子卖书状[M]//后山集 卷十.《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十九[M].北京:国家图书馆影印本,2006.

[3]沈榜.宛署杂记 卷二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49.

[4][5]邱敏.古书竹纸研究[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5.

[6]张晓娣.影响纸质档案寿命的因素及其应对策略[J].兰台世界,2019(8):131-133.

[7][8]李景仁,周崇润.对善本古籍特藏文献酸度的检测与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3(3):32-34.

[9]郭莉珠,唐跃进,张美芳.我国濒危历史档案的抢救与保护研究[J].档案学通讯,2009(2):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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