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君按：作为一名编辑，“悟”是需要具备的非常重要的素养。编辑工作靠“悟”，但“悟”是建立在编辑对文字的敏感、对行业发展的了解、对某一专业领域的熟悉程度，以及自身的知识积累。

我在求学期间，尤其是在读书和写论文的时候，常常会问自己：“读书论学的目的是什么？”工作后，成为一名出版工作者，我又时常在思考：“我们做书的目的是什么？”当然，读书与做书的目的，千千万万，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和初心。

更具体而言，我的专业和兴趣一直都在明清以来的中国史，做书的主要方向自然也就围绕专业和兴趣出发。在负责“大学问”学术品牌建设的这两年多来（“大学问”品牌建设故事请戳），在组织策划选题和统筹推进图书出版的过程中，我始终会问自己：“做学术出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在华师（武汉）读书的时候，一开始我的学术兴趣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身上，买书、读书、论文，皆与此有关。在桂子山，“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华师精神常在在耳畔环绕，初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但后来愈发觉得这是一种对待学问的态度，也是一种人生的价值取向。

在华师（上海）读书的时候，我的学术兴趣点在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文化史，而对明清易代史的关注也未曾断过，专业学习之余，读了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此后便在“亦文亦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谓“沉迷诗词”，不务史学主业。在闵大荒，校园的诸多地方都可见首任校长孟宪承先生关于现代大学理想的一段话：“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我想，这也是学术的一种追求和目标，是知识分子的初心。

笔者购买的各种版本《柳如是别传》

不忘初心，不断思考读书与做书的目的。

近期，“大学问”品牌推出了一本新书，何冠彪先生的代表作品《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这是我的学术兴趣点和做书的方向之一，因此在出版过程中，关于“读书与做书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简言之，做学术出版，我的目的是“弘扬学术、传递价值”；具体到《生与死》，在“弘扬学术、传递价值”之外，更可引申出“砥砺气节”，以及“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目的。

读书与做书：基于学术积累的选题判断

我常在各种场合给年轻编辑传达我的一个做书理念，即“买书、读书与做书”三位一体。在我看来，做学术出版，买书和读书是一种学术史的梳理和学术积累，在此基础上的做书，我则理解为一种学术参与和学术传播。

具体以《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为例。这本书是何冠彪先生的代表作，繁体版早在1997年便由台湾联经出版。为什么我要做这样一本“老书”？这里涉及对学术图书的价值判断与取舍的问题。

刚步入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历史，大二的科研立项和学年论文题目便是《明清鼎革之际的士人心态与人生抉择——论贞孝王氏与遗民顾亭林》，其间买书、读书主要是围绕这个领域，至今我还记得在桂子山一墙之隔的武汉理工大学教室自习读书，读谢国桢、赵园等学者的著作，读《顾亭林诗文集》《日知录》等原始材料，并做了大量的抄录和笔记。

当我广泛阅读明清之际的历史时，何冠彪先生的《生与死》自然是绕不开的。诚如陈宝良先生所言：“面对生与死，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同样面临着两难的抉择。相关的研究，我倒觉得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是何冠彪所著的《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一书。无论是史料的钩稽，还是士大夫心态的梳理，以及对此心态的论断，无不言出有据，避免了断想式的片面与武断。”

一本学术书是否值得做，或者说繁体版已出版二十几年后，是否还值得出简体版，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其学术价值和学术生命力。虽然赵园等学者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研究上做出了非常亮眼的研究成果，但何冠彪《生与死》一书仍然具有其开创性的贡献和学术生命力。这是基于我在这个领域的学术积累所作的判断，也是我决定引进出版这本“老书”的原因之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生与死》值得被更多读者和大陆学人读到。

读书与做书：基于学术积累的“玩”

关于我自己的做书理念，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玩”。我给年轻编辑讲，有时候，做书就是“玩”，但要玩出想法、玩出风格、玩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会玩”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学术参与与价值传递。但这种“玩”，依然是建立在读书和学术积累的基础上。

“大学问”品牌的学术图书，基本定位是“学术+市场”，这不仅仅是要做出所谓的“经济效益”，而且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优秀的学术著作，在大众阅读之外，获取更多的学术知识、观点与思想。基于“弘扬学术，传递价值”的做书目标，自然不能仅局限于学术界的象牙塔中。因此，从内容打磨、装帧设计到营销宣传，每一个关键步骤都需要出版团队协同付出。

还是以《生与死》为例。在内容打磨上，一本已经出版20多年的“老书”，如果作者可以利用新史料、新的研究成果来修订完善，或者新写一篇简体版序言，表达自己对这一课题的新看法，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办法。但老先生没有这样做。

作为出版者，我们认为原封不动出版这样一本“老书”，无论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还是从的具体研究而言，依然是有价值的。营销宣传是有专门的同事在负责，这里我更多地谈谈《生与死》的装帧设计，因为这是我做书理念的又一次实践——基于学术积累和选题内容的“玩”。

当责编来问我，《生与死》的封面怎么做的时候，我表达了我的理想和想法，相关元素和设计围绕“柳如是”做文章，即通过柳如是进入明季士大夫的生与死。那么，一本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著作，为什么我要坚持用一位女性作为设计元素呢？这主要是基于我个人的一种“喜好”或“兴趣”，也就是“玩”，但我同时认为用柳如是作为设计元素与本书的讨论主题是密切相关的。

于是，《生与死》的护封用的是柳如是的画作，即“河东君仿古真迹”及题词，设计师用不同色块将图画与文字相区隔，亦有生与死之意涵。至于硬封，则用的是清代余秋室所绘的“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

《生与死》护封《生与死》内封

首先，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中，柳如是并非寻常女子。陈寅恪在《戏题余秋室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影》诗中云：“弓鞵逢腋访江潭，奇服何妨戏作男。”此即河东君以士人衣冠，往虞山访钱谦益之事。称之为“柳儒士”亦未尝不可。

因此，为了与硬封相呼应，我们在“大学问”logo页的背面，将陈先生这首诗全文录排，可为设计添一注脚，若能引起读者兴趣或对书中内容的理解有所裨益，那更好不过。

其次，柳如是与明清之际士大夫生与死的抉择密切相关。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不太喜欢图书的腰封设计，我自己做书也极少用到腰封。《生与死》算是特例之一，我希望设计一个腰封，但我对腰封设计的要求和文字选取，与通常的图书的腰封有天壤之别，不是惯常的宣传性话语，如众多知名学者一致推荐等文字。

《生与死》的腰封，我直接摘取了四段“史料”。关于“生与死”的两段史料，依旧围绕柳如是展开。一段出自钱谦益的学生顾云美的《河东君传》：“乙酉五月之变，君（柳如是）劝宗伯（钱谦益）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大意即是清军南下，南京将破，柳如是劝丈夫钱谦益殉国，但钱谦益拒绝了，柳如是想跳水自尽时，被钱谦益拦下。

第二段出自清人顾公燮的一段记载：“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大意是到了清初，钱谦益晚年认为“要死”，柳如是笑其“死晚了”。通过这两段史料在腰封上的呈现，我认为是封面设计和观念表达的一种延伸，也可算是本书的另一种补充。柳如是与明清之际士大夫生与死的问题，如此亦可窥见一斑。

《生与死》前腰封

最后，通过女性的元素及其他相关材料的运用，在设计上与本书内容形成一定的反差或对比，进而关照我做这本书想要传达的理念和价值。腰封和文字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前引两段史料，是经过陈寅恪先生考证后，认为比较可信的材料，区别于流传甚广的一些“野史”，比如钱谦益所谓的“水太冷”而选择不死的相关记录。

在腰封封底，我选用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一段史料，焦点在亭林先生所言的“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段材料和想要传递的价值即在于关照《生与死》的研究内容，强调士大夫（知识分子）道德气节与家国兴亡的关系。

《生与死》后腰封

最终，腰封文字的落脚点即在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他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这样说道：“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通过上述封面设计、腰封设计和文字材料，我做这本书的目的即在于“弘扬学术、传递价值、砥砺气节”，也就是想传达这样一种观念：士大夫（知识分子）不能“无耻”，要有“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古今皆然。

这是我做书的理念，或者说就是“玩”，其中掺杂着我个人的学术兴趣和爱好偏向。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玩”是建立在读书与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比如顾炎武的那段材料，是我在大学时，读《日知录》时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句话；至于河东君、陈寅恪先生的材料，更是我放在案头，常读常新的著作。

因此，当我在思考这本书要做成什么样，封面该要如何设计时，那些读过的文字，那些刻在心底的话语，猛然间就浮现在我的眼前，进而这本书在设计制作完成前，其构成要素和基本形态已经在脑海里有了大概。

结语

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编辑，“悟”是需要具备的非常重要的素养，编辑工作靠“悟”，但“悟”是建立在编辑对文字的敏感、对行业发展的了解、对某一专业领域的熟悉程度，以及自身的知识积累。同时，作为一名编辑，尤其是学术图书的编辑，需要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和人文价值的关怀。

做书，做学术书，不仅仅要起到“弘扬学术”的目的，而且需要通过图书向读者和市场传递“学术价值”，这种“价值”是多种多样、因书而异的，但好的学术研究和作品，必然有或明或暗的学术关怀，做出版即是要讲此种“关怀”更好更广地向读者进行传播和传递。读书与做书，过程是相辅相成的，目的指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致的。

学术出版，虽然小众而大有可为，需要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将继续以“学术+市场”为导向，以“始于问而终于明”为理念，以“守望学术的视界”为宗旨，做好服务，弘扬学术，传递价值。这也是我一直以来读书与做书的目的之一，不忘初心，不忘理想信念和自己内心深处的关怀。

附记：在编辑《生与死》时，作者论及瞿式耜桂林殉难事，责编想加一幅插图。我便提供了一张自己拍摄的照片，即桂林叠彩山瞿式耜、张同敞殉国处的遗像和碑刻。在上海读书时，我亦造访常熟虞山，瞿式耜归葬于此。

桂林叠彩山瞿式耜殉国处（笔者摄于2014年5月）

常熟虞山瞿式耜墓（笔者摄于2013年12月）

巧合的是，桂林叠彩山北面，亦有虞山，虽然此“虞”非彼“虞”，但在做《生与死》的过程中，各种因缘互相串联，亦可谓做书之乐趣之一。瞿式耜殉难于桂林，狱中有《浩气吟》；《生与死》出版于桂林，晚学不揣浅陋歌一首，以记此因缘。

桂林留守拒胡尘，浩气当歌倍怆神。

癸水新亭吞暗泪，虞山旧里葬孤臣。

熏风已醉游人面，瘴雨曾浇谪客身。

极目江山无觅处，萧然送尽岭南春。

文章来源： 出版商务周报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