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新质生产力”热词汹涌

简而言之，所谓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换言之，新质生产力的上述三个维度层层递进、相互支撑。

学者杜向阳归纳出：

300年前的英国诞生了牛顿力学，完成了第一次科学革命，并导致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随后大约每隔一百年就会发生一次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工（产）业革命。其中，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基础和前提。

从近四个世纪来看，科学革命、技术突破与产业创新的路径非常清晰。

18世纪：初期诞生牛顿力学，中期发明蒸汽技术，末期蒸汽化工业问世；

19世纪：初期诞生电磁力学，中期催生电气技术，末期电气化工业兴起；

20世纪：初期诞生量子力学，中期孕育信息技术，末期信息化产业蓬勃发展；

21世纪：初期诞生思维力学（科学），中期推动智能技术，末期智能化产业必将风起云涌。

显然，推动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的相应保障，也应当从三大维度进行探讨。

第一，科技革命的保障机制。

没有革命性思维，何谈科学革命？没有创新性发明，何谈技术突破？

试问：依靠愈演愈烈的高校官方评级机制（所谓“985”/“211”），以产量定质量的论文生产考核机制，能否堆砌出牛津、剑桥或哈佛、麻省之类的顶级名校？

长期以来，科研经费管理堪称天下“第一难”，因为国内没有那么多的合规发票可以入账。君不见，埋头苦干者或许锒铛入狱，坑蒙拐骗者可以笑傲江湖。

不改变现有的科研经费管理模式，何来科研效率？

第二，要素配置的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40多年，就是将全社会的要素配置模式，由政府主导、僵化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自主交易、动态驱优的市场经济。

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是有秩序的、合规的，这就需要政府牵头不断完善相应的法规制度建设。

所以说，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法治建设越成熟：一方面是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另一方面是规避行政权力对市场平等竞争秩序的干预。

不幸的是，管住“坏孩子捣乱”不难，而管住家长“闲不住的手”确实难上加难。

第三，产业深度的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升级首先是指宏观层面上的，其根源却来自微观企业的率先突围。

比如在数字手机时代，摩托罗拉、诺基亚称霸日久。

以音乐播放器MP3起家的苹果，依靠创新性的技术突破和集成，推出颠覆性的智能手机产品，引领了通信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

领先者可能是业内巨头，在更大的概率上往往是中小企业，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没有包袱和成见，勇于创新、敢于创新。

因此，地方政府们忙着向“世界500强”抛出橄榄枝时，别忘了助推创新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在热衷于帮助中小企业财税优惠、融资补贴时，更要引导对方在自身经营管理上寻求突破，所谓练好内功。

大道至简，万法归宗。企业发展四道坎：因经营而生存，因管理而发展，因战略而成功，因文化而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