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知青

1967年11月16日，谢小庆与300多名北京中学生一起，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插队落户。此后的11年里，他放羊、放马、当兽医，几乎从未离开过牧业，大半时光都是在蒙古包中度过的。1978年，他在东乌珠穆沁旗参加高考，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心理学，从此与这片草原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二、半个世纪不曾间断的牵挂

离开草原后的40年间，谢小庆一直与当年插队的生产队保持着联系，每隔一两年便返乡探望一同长大的蒙古族牧民朋友，手机普及后更是常常通话问好。2011年退休以后，他又亲身走访了大寨、小岗、刘庄、华西、南街、郝堂等一批典型村庄，大多自驾前往，边走边观察，形成了对乡村建设最真切的见闻与思考。

三、审辩式思维：世界不一定是这样

谢小庆长期关注国民审辩式思维的发展。他认为，一个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理解语言与形式逻辑的局限，在坚守事实与逻辑的基础上，基于不同的个人偏好与个别差异，仍会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不是对错之分，也不是合理与否之分，而是不同的"普乐好"选择。因此他无意主张哪种乡村建设模式"正确"或"错误"，只想表达：世界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世界还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四、千差万别的中国乡村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乡村情况千差万别：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不同，平原与山区不同，水利、矿产、旅游等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大城市近郊与远离城市的农村也不同。更关键的差异在于，有的村庄有坚强的党组织和正派能干的带头人，有的村庄党组织基本瘫痪，甚至存在领导以权谋私、与黑恶势力勾结的现象。面对差异如此巨大的农村，并不存在一种普世、普适、普时的乡村建设模式。

五、因地制宜的历史经验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启动时，政策制定者对中国农村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充分认识。1981年初，杜润生陪同时任总理考察鄂豫鲁五地区后提出建议：约20%的困难地区可实行"包产到户"，50%-60%的中间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责任制"，约25%的先进社队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这是一种因地制宜、分层施策的建议，而非"一刀切"，多年后回望依然经得起检验。

六、"一刀切"带来的历史弯路

当时中央还提出"双层经营、统分结合"的基本政策并被反复申明，最终在1999年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不幸的是，后来却被"一刀切"的土地承包、免除集体提留等政策冲垮。在相当比例的农村，"双层经营"成为空话，集体经营一层名存实亡，"统"被取消，仅剩"分"。农业发展因此走了"规模经营—碎片化—重启规模经营"的弯路，被迫在30年后重走合作化道路，重新依靠规模经营提高效率与抗风险能力。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的历史教训。

七、令人忧心的乡村现状

30多年乡村建设虽取得很大成绩，但广阔农村仍存在不少凋敝、衰落甚至消亡的村庄。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黄灯副教授的《大地上的亲人》，都详细记述了家乡农村的沉沦与无奈。伴随手机与移动互联网普及，一些村庄出现沉迷游戏、泡微信、参与赌博的现象；隔代看护的留守儿童厌学、逃学、辍学；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老人为不连累子女、减轻负担而自我了断的"新民俗"，令人心酸。

八、关于"两个飞跃"与集体经济的思考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要长期坚持；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与集体经济。今天是否需要实现"第二个飞跃"，值得深思。面对刘庄、华西、南街、周家庄、崖口等通过坚持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一些崇尚自由主义的论者却视而不见，需要反思论证的逻辑一致性。贺雪峰教授也警告，普世意识形态高调和黑板经济学教条已误导了当前的三农政策。

九、乡村振兴新征程上拒绝"一刀切"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明确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今天仍面临乡村建设、扶贫攻坚以及返贫的难题。我们需要汲取历史教训，拒绝"一刀切"：在某个地区成功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另一些地区，切不可强行推行某些确有成效的做法，避免重蹈"橘枳效应"的覆辙。